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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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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基金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还是小众产品,可在华尔街却是名副其实的主流。量化投资这个海外的爆款到了国内为什么失效了呢?
华尔街量化投资牛在哪里?
有关数据显示,量化投资在这几年发展迅猛,2013年,量化交易占美股总交易量的14%,到2017年这一比率就上升到了27%。量化策略的对冲基金今年一季度的管理规模为9320亿美元,占全部对冲基金管理规模的30%。
反观中国市场,主动管理的纯股票多头产品依然是私募基金的主流,量化基金仍较为边缘化。今年以来量化基金赚钱效应下降,资金募集困难,不少小型量化私募基金的生存面临挑战。
那么,华尔街的量化投资表现真的优于中国量化投资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摩根大通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被动投资和量化投资的基金年初以来的平均收益都不到2%,远不如主动人工投资者的表现,而且也远远落后于大盘的表现(标普500指数同期收益超过8%)。
对于量化投资在海外如此的受欢迎,艾方资产总经理兼投资总监蒋锴表示,近几年,华尔街量化投资的规模和交易量占比都在上升。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在较长的投资周期里,其持续稳定的收益获得验证,这类产品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二是海外投资者投资理念更为成熟,即便在量化投资表现不好的年份,他们依然愿意配置,为的是投资组合多元化和分散风险。 量化投资
上海淘利资产投资总监陈莹认为,量化投资目前在国内市场上绝对占比不高或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内市场历史有限,可提供的数据不够多、质量也不够高,行业数据的整理尚不成熟,依赖数据分析的量化投资缺少足够的支持;二是国内投资者对量化投资认识还不足,一些法规也不利于量化投资的发展;第三,量化投资最近一年整体表现欠佳,长期稳健的特征还没有被市场认可。
上海千象资产总经理马科超则认为,国内量化投资比美国市场起步晚了30多年,在大众接受程度上会有差距。美国市场参与者以机构为主,在机构的博弈中,量化、系统化的方法持续性更强,先进的IT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不断被应用到全球市场。预计国内传统的主观交易型投资机构比例将在未来10年内逐渐变少。
波折中前进
不过,在因诺投资总裁徐书楠看来,美国市场客户成熟度高、金融衍生品丰富,但中国市场也有优势,比如阿尔法效应就远高于美国市场。
事实上,美国量化投资的发展也并非一路向上。蒋锴介绍,2008年次贷危机时,美国市场的运行规律发生了很大变化,量化策略表现出现下降,过程中也遭到客户的质疑和赎回。但之后,量化投资优势再度体现出来,客户慢慢回归,量化投资的总体规模再创新高。
“美国量化投资的发展也有反复,经历过崛起和衰退的交替,是一个波浪式变化的过程。”徐书楠介绍。
尽管目前发展环境不佳,但国内量化投资人大多持乐观态度。白鹭资管董事长章寅认为,量化投资在中国市场的未来非常明朗。首先,交易所层面一直在力推新的品种和衍生品;市场层面也是参与者众多,除了投资者,还有新的业态,比如金融科技公司、数据公司、智能投顾公司,都在变得活跃起来,这些也都是量化投资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中国的市场不缺乏资金,也不缺乏敢于承担风险的资金,但他们对于量化还不够熟悉,量化投资人任重道远。
在陈莹看来,中国的量化投资发展速度并不慢。她表示,最早的对冲基金成立于1949年,当时仅是10万美元起家。如果以200亿美元管理资产作为分界线,美国达到这一规模经过了四五十年时间,欧洲用了三四十年。中国的量化投资从2010年股指期货上市开始萌芽,到2013~2015年爆发,其实际增速超过了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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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投资到底是什么鬼

投资组合保险技术是Hayne Leland, John O’Brien和Mark Rubinstein于1981年2月创立的一种投资策略,核心思路是让投资组合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具有大幅上升潜力,具体手段是对用一部分资产做固定收益投资产生安全垫,作为风险资产的保护。如果对标的价格的随机性做出假设,就可以建立金融工程模型,根据资产价格的走势,使用股指期货动态复制一个看跌股指期权,保护自己投资组合的下行风险。

二、高频交易的秘密

高频交易是量化投资的一种,虽然必然使用程序进行执行,但从策略逻辑而言,和上面提到以趋势投机和系统交易为特征的程序化交易不同。广义的高频交易可能包含的特征有使用超级计算机生成、发送和执行交易指令;使用服务器托管和特别网络缩短信息处理时间;建立和结清交易头寸的时间非常短,尤其不持有隔夜仓;可能会送大量交易指令,又快速撤单。常见的高频交易策略包括自动做市商交易(Automated Market Trading, AMMs),流动性回扣交易(Liquidity Rebate Trading),闪电订单(Flash Orders)和暗池(Dark Pool)。

无独有偶,前文提到《说谎者的扑克牌》的作者Michael Lewis于2014年3月中旬,出版了一本新书《闪击者》(Flash Boys),书中的基本对高频交易持批评态度。作者主要强调抓住高频交易捕捉微观价差这一事实,为私人交易所鸣不平。但没有考虑高频交易具有不同目的的多种策略,另外作为连续交易的市场,高频交易整体上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和其对应的风险补偿。

(二)量化投资 高频交易的天敌:3 Red Trading, Panther Energy Trading和幌骗交易

2014年11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发布公告,芝加哥投资公司3 Red Trading LLC以及交易员Igor B. Oystacher涉嫌利用“幌骗”(spoofing)手段及欺诈设备操纵市场,对其发起诉讼。据CFTC的指控文件,Oystacher在359790份交易合约中累计进行1316次“幌骗”交易。同期,CME向Oystacher处以15万美元的罚款和一个月的市场禁入,Oystacher同意支付罚款并接受处罚,但对于违规行为既不承认也未否认。后来据金融博客Zero Hedge评论, Oystacher通过发现僵化的高频交易市场漏洞,从而操纵了其他的高频交易者。

2015年11月3日,美国联邦法院裁定Panther Energy Trading公司的负责人Michael Coscia在商品交易欺诈以及幌骗(spoofing)罪名成立,这是美国2011年多德-弗兰克规定出台以来,关于其中“防欺诈法规”的首个案例,也是全球的首宗刑事起诉。

而真正连接一切业务和客户的核心,是骑士资本的电子交易服务系统。该系统本质上是一个暗池(Dark 量化投资 Pool),具备高频交易功能,做市商功能,通过嵌入量化模型,为客户提供高效和快速的市场信息和交易服务业务。该平台与100多个交易所、电子交易中心、暗池和其他做市商的交易中心相连接,可以交易美国证券市场上的19000多只证券产品,还包括期货、期权和外汇等,从而帮助客户在高度分割的市场环境中高速高效的完成最终交易业务。骑士资本的高频交易平台可以把来自于不同机构客户和零售客户的交易订单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撮合池,当市场的流动性不足的时候,通过投放公司自有资金为市场提供需要的流动性,因此骑士资本也是美国证券市场上最大的流动性提供商之一。由于该平台强大的交易处理能力,不止是买方,一些在美国证券市场上重量级的证券公司都是骑士资本的客户,通过上述平台向交易所和其他交易中心发送交易订单,比如著名的网上折扣经纪公司E-Trade、TD Ameritrade和史考特证券经纪公司。其中,TDA证券是美国最大的网上经纪商公司,客户账户的数量接近600万,拥有的客户资产达到$5000亿美元。骑士资本的这种超级交易平台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也埋下了巨大的运营风险。

在欧洲,欧盟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 II, 简称MiFID II)致力于以投资公司作为执行主体,计划引入一系列安全保护措施,综合考虑价格、成本、速度、指令执行可能性、规模、性质等多种因素后执行客户指令。即针对使用算法交易的市场参与者,也针对发生算法和高频交易的交易场所。期间,德国联邦金融管理局认为针对高频交易的监管迫在眉睫,但MiFID II草案的审议时间较长,为控制德国交易场所内高频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于2012年9月出台了全球第一部专门针对高频交易的监管草案,并分别于2013年2月、3月在德国众议院与参议院通过。2014年4月15日,欧洲议会通过包含一系列限制高频交易措施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

美国证监会SEC则于1998年启动监管框架改革,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美国金融市场结构变革,美国全国市场系统规则(Regulation NMS,简称Reg NMS)强调由市场作为主体执行客户指令,超过一半的机构投资者的交易系统的算法报单遵循SEC国家最佳竞价原则(National 量化投资 Best Bid or Offer,NBBO),以“最优价格”为标准履行“最佳执行”义务,形成了统一的金融市场结构,为高频交易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随后,高频交易在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中,市场份额、收益和影响力迅速上升,也引起立法者和监管者的关注。这些年美国证监会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高频交易有关的监管措施,具体包括:

2015年11月3日,美国联邦法院裁定高频交易员迈克尔•科斯夏(Michael Coscia)在商品交易欺诈以及幌骗(spoofing)罪名成立,这也是美国托德弗兰克法案( Dodd Frank Act)规定2011年出台以来关于其中“防欺诈法规”的首个案例,也是全球针对这种违法交易行为的首宗刑事起诉,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FT中文网】量化投资趣谈:顶尖捐赠基金优秀回报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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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PE基金的收费模式由历史习俗决定,和业绩表现的关系并不明显。市场上有一种误解,认为母基金在提供独特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较高的费用。事实上未必如此。 一方面,相比专业的母基金,普通投资者(包括大多数的机构投资者)要达到同样的投资与管理效果,费用往往更高。有研究表明,“由于没有规模经济,母基金内部团队每年的费用是母基金每年收取的费用的3倍多。即使有5%的收益分成,母基金收取的费用对机构投资者的收益的影响仍比内部费用低”(摘自《私募股权LP:配置策略、投资实践与管理之道》,路跃兵,杨幸鑫 著)。 另一方面,领先的资产管理机构在积极降低管理费用。例如有基金在组合层面仅收取每年0.5%的管理费,在基金仓位部分不再收取管理费,直投部分则比照传统PE基金的收费模式。

金融科技之量化投资,人才市场有哪些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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